据现有文物资料显示，位于冀西北地区的崇礼县有战汉古城址3处。近日，河北省文物工作者在配合张承高速公路建设工程的考古调查中，在该县头道营村又发现一处古城遗址。至此，崇礼县境内已发现战汉古城址4处，其总体特征有悖于河北地区汉代城市“南密北疏”的特征。古城到底为何所用？2000多年前曾发生了怎样的故事？它经历了怎样的兴衰？层层谜团有待破解。
1、崇礼发现神秘古城
据现有文物资料记载，崇礼县有战国汉城址3处，此次在崇礼县城东南约3公里的头道营村西北侧台地上发现的古城址不在其中。近日，省文物
据现有文物资料显示，位于冀西北地区的崇礼县有战汉古城址3处。近日，河北省文物工作者在配合张承高速公路建设工程的考古调查中，在该县头道营村又发现一处古城遗址。至此，崇礼县境内已发现战汉古城址4处，其总体特征有悖于河北地区汉代城市“南密北疏”的特征。古城到底为何所用？2000多年前曾发生了怎样的故事？它经历了怎样的兴衰？层层谜团有待破解。
1、崇礼发现神秘古城
据现有文物资料记载，崇礼县有战国汉城址3处，此次在崇礼县城东南约3公里的头道营村西北侧台地上发现的古城址不在其中。近日，省文物研究所、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崇礼文物保护管理所的文物工作者对头道营古城址进行了局部发掘。
“当时在发掘现场，地面上有很多古代的遗存，比如有带绳纹纹饰的瓦片、豆(古代盛食物用的器皿)、瓦当(建筑构件)、陶片等等。另外，文化层的堆地较厚，时代较早。”据考古队领队樊书海介绍，根据特征，他当时就判断是战汉时代的文物。
在做调查发掘时，樊书海发现了夯土墙，曾参与过中山国城址挖掘的他敏感地察觉，这有可能是城墙的一部分。随后，他与其他考古队员沿断崖行走时，发现不同位置上均有大量文物存在，并大体上形成一个圈，“形状接近于正方形，感觉像座城。”
2、疑为西汉军事要塞
近日，古城址的发掘研究有了初步成果。据初步测量，城址东西长530米、南北宽470米，总面积约253000平方米。城址西南角城墙暴露较多：暴露两道“T”字相交、长度各40多米、高5米多的夯土墙。夯土的结构坚硬，层厚0.22米左右。内含少量石块、骨头、木炭、草灰、红烧土、陶片等杂物。另据探明，城址西南部有一瓮城，城墙采用板筑法。
据了解，古城南墙和西墙破坏得比较严重，东墙和北墙在沟壑中有暴露。城址内地势较平坦，除断崖上个别地方暴露灰坑及文化层外，地表因植被覆盖，不见遗物。然而据当地村民称，曾在多处发现过大量古代瓦砾和陶片。
据了解，此次考古发掘区位于城址的西南部，即城址边缘地带，发掘面积1800平方米。堆积最厚处的地层厚4.3米左右，其中有战国层和西汉层。出土有房基、灰坑等遗迹。两座房基，为西汉遗存，内有毛石隔墙4段，灶台一座，柱洞5个，窖穴两座，灶口外侧有成片的红烧土和草木灰。
“目前，这个城的性质不清楚，据推测，‘军事要塞’的可能性大于‘侯国’的可能性。”据樊书海介绍，从古城的地理位置看，用来打仗、抵御外敌的概率较大。
3、遗址出土大宗陶器
据发掘情况看，遗址中出土文物丰富，有铜环、箭镞、铜钱；铁镬、五齿耙、犁铧、削；石磨棒、砺石、骨笄、锥及铜钱、陶器等。箭镞为铁铤铜头，其中一处集中出土30支，虽朽烂严重，但箭头和铁铤的尺寸均可复原，据分析，箭镞原是装在箭囊中或捆在一起。铜钱分三种，分别为钱文为“?”字的刀币，钱文为“安阳”的布币和战国晚期除楚国之外各诸侯国普遍流行的圆钱。所出遗物，颇具战国燕国之风格。
陶器是遗址中出土的大宗物品。陶质基本分夹砂灰陶、泥质灰陶、泥质深灰陶、夹蚌红陶四种，以泥质深灰陶和灰陶较多。器形夹砂深灰陶有盆、罐、甑。泥质深灰陶有盆、罐、瓮、碗、盘、纺轮、坩埚、弹丸、串珠、马蹄形器、盖钮。泥质灰陶有盆、罐、奁盒、碗、纺轮、瓦。夹蚌红陶主要是釜。纺轮半成品较多，分别用瓦片和陶片制成。
4、城池毁弃或因火灾
据了解，陶器纹饰主要反映在盆、盘、瓮、罐、釜等器形上。主要有凸弦纹、弦断斜线绳纹、抹断斜线绳纹间凸弦纹、竖线绳纹，雷纹、蓝纹、布纹、压印附加堆纹、绳纹和布纹的复合纹等。一件泥质灰陶盘的内壁阴刻有水波纹、圆圈、游鱼纹饰，十分漂亮。有的器物表面有烟熏痕迹，个别并积有烟垢，多个盆上有锔孔。
另外，陶瓦出土数量较多，分筒瓦和板瓦两种。瓦表的两端凸弦纹中间为抹断绳纹或竖线绳纹。瓦里素面者居多，偶见手捏痕，少见布纹和菱形纹饰，内壁多见明显的烟熏痕迹。瓦当的瓦面饰有山形纹。
据专家介绍，从发掘情况看，城址是西汉时期建立在战国晚期的文化层上。不论是驻扎部队的军事要塞，还是人们自行居住的聚居地，密集灰坑和大量遗物的出土，表明了当时人们频繁活动的事实，同时也折射出当时这座城市的繁荣。至于古城毁弃的原因，据考察推测可能与火灾有关，到底是战火，还是自然火灾，还有待考证。
5、崇礼已有4处古城址
截至目前，崇礼县境内已发现战汉古城址4处，这种现象显然有悖于河北地区汉代城市“南密北疏”的总体特征。就此，专家提出了问题———这个古为匈奴、突厥、鲜卑等少数民族的游牧区，汉时地处上谷郡的崇礼县，目前辖区仅有2000多平方公里，却发现了4座战汉古城址，可谓比较密集。
专家介绍说，河北地区汉代城市的总体特征为南密北疏，而以代郡、上谷郡、渔阳郡、右北平郡和辽西郡为代表的幽、并州北部诸郡，由于地处山地、高原，更是呈现出一种地阔城稀的景象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，除地理自然条件较为恶劣外，还和北与匈奴、乌桓等游牧民族为邻、地处北方边境有着密切的关系。由于“迫近北夷”、“地边胡，数被寇”，百姓不堪其扰，内徙者众，致使人口的增长与城市的发展受到影响。
形成这些城池的历史背景是什么？它们是区域政治中心，还是军事要塞？是侯国还是食邑？头道营城址的规模在这些城址中冠居首位，它和其他城址之间又是什么关系等等，专家认为，破解这些谜团尚需大量的工作。
研究所、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崇礼文物保护管理所的文物工作者对头道营古城址进行了局部发掘。
“当时在发掘现场，地面上有很多古代的遗存，比如有带绳纹纹饰的瓦片、豆(古代盛食物用的器皿)、瓦当(建筑构件)、陶片等等。另外，文化层的堆地较厚，时代较早。”据考古队领队樊书海介绍，根据特征，他当时就判断是战汉时代的文物。
在做调查发掘时，樊书海发现了夯土墙，曾参与过中山国城址挖掘的他敏感地察觉，这有可能是城墙的一部分。随后，他与其他考古队员沿断崖行走时，发现不同位置上均有大量文物存在，并大体上形成一个圈，“形状接近于正方形，感觉像座城。”
2、疑为西汉军事要塞
近日，古城址的发掘研究有了初步成果。据初步测量，城址东西长530米、南北宽470米，总面积约253000平方米。城址西南角城墙暴露较多：暴露两道“T”字相交、长度各40多米、高5米多的夯土墙。夯土的结构坚硬，层厚0.22米左右。内含少量石块、骨头、木炭、草灰、红烧土、陶片等杂物。另据探明，城址西南部有一瓮城，城墙采用板筑法。
据了解，古城南墙和西墙破坏得比较严重，东墙和北墙在沟壑中有暴露。城址内地势较平坦，除断崖上个别地方暴露灰坑及文化层外，地表因植被覆盖，不见遗物。然而据当地村民称，曾在多处发现过大量古代瓦砾和陶片。
据了解，此次考古发掘区位于城址的西南部，即城址边缘地带，发掘面积1800平方米。堆积最厚处的地层厚4.3米左右，其中有战国层和西汉层。出土有房基、灰坑等遗迹。两座房基，为西汉遗存，内有毛石隔墙4段，灶台一座，柱洞5个，窖穴两座，灶口外侧有成片的红烧土和草木灰。
“目前，这个城的性质不清楚，据推测，‘军事要塞’的可能性大于‘侯国’的可能性。”据樊书海介绍，从古城的地理位置看，用来打仗、抵御外敌的概率较大。
3、遗址出土大宗陶器
据发掘情况看，遗址中出土文物丰富，有铜环、箭镞、铜钱；铁镬、五齿耙、犁铧、削；石磨棒、砺石、骨笄、锥及铜钱、陶器等。箭镞为铁铤铜头，其中一处集中出土30支，虽朽烂严重，但箭头和铁铤的尺寸均可复原，据分析，箭镞原是装在箭囊中或捆在一起。铜钱分三种，分别为钱文为“?”字的刀币，钱文为“安阳”的布币和战国晚期除楚国之外各诸侯国普遍流行的圆钱。所出遗物，颇具战国燕国之风格。
陶器是遗址中出土的大宗物品。陶质基本分夹砂灰陶、泥质灰陶、泥质深灰陶、夹蚌红陶四种，以泥质深灰陶和灰陶较多。器形夹砂深灰陶有盆、罐、甑。泥质深灰陶有盆、罐、瓮、碗、盘、纺轮、坩埚、弹丸、串珠、马蹄形器、盖钮。泥质灰陶有盆、罐、奁盒、碗、纺轮、瓦。夹蚌红陶主要是釜。纺轮半成品较多，分别用瓦片和陶片制成。
4、城池毁弃或因火灾
据了解，陶器纹饰主要反映在盆、盘、瓮、罐、釜等器形上。主要有凸弦纹、弦断斜线绳纹、抹断斜线绳纹间凸弦纹、竖线绳纹，雷纹、蓝纹、布纹、压印附加堆纹、绳纹和布纹的复合纹等。一件泥质灰陶盘的内壁阴刻有水波纹、圆圈、游鱼纹饰，十分漂亮。有的器物表面有烟熏痕迹，个别并积有烟垢，多个盆上有锔孔。
另外，陶瓦出土数量较多，分筒瓦和板瓦两种。瓦表的两端凸弦纹中间为抹断绳纹或竖线绳纹。瓦里素面者居多，偶见手捏痕，少见布纹和菱形纹饰，内壁多见明显的烟熏痕迹。瓦当的瓦面饰有山形纹。
据专家介绍，从发掘情况看，城址是西汉时期建立在战国晚期的文化层上。不论是驻扎部队的军事要塞，还是人们自行居住的聚居地，密集灰坑和大量遗物的出土，表明了当时人们频繁活动的事实，同时也折射出当时这座城市的繁荣。至于古城毁弃的原因，据考察推测可能与火灾有关，到底是战火，还是自然火灾，还有待考证。
5、崇礼已有4处古城址
截至目前，崇礼县境内已发现战汉古城址4处，这种现象显然有悖于河北地区汉代城市“南密北疏”的总体特征。就此，专家提出了问题———这个古为匈奴、突厥、鲜卑等少数民族的游牧区，汉时地处上谷郡的崇礼县，目前辖区仅有2000多平方公里，却发现了4座战汉古城址，可谓比较密集。
专家介绍说，河北地区汉代城市的总体特征为南密北疏，而以代郡、上谷郡、渔阳郡、右北平郡和辽西郡为代表的幽、并州北部诸郡，由于地处山地、高原，更是呈现出一种地阔城稀的景象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，除地理自然条件较为恶劣外，还和北与匈奴、乌桓等游牧民族为邻、地处北方边境有着密切的关系。由于“迫近北夷”、“地边胡，数被寇”，百姓不堪其扰，内徙者众，致使人口的增长与城市的发展受到影响。
形成这些城池的历史背景是什么？它们是区域政治中心，还是军事要塞？是侯国还是食邑？头道营城址的规模在这些城址中冠居首位，它和其他城址之间又是什么关系等等，专家认为，破解这些谜团尚需大量的工作。
